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人们经常将上海称为中国的“纽约”，因为它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是一座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国际化大都市。多年来，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可谓是突飞猛进，而上海保安服务业正在紧跟着这座城市的前进步伐，一步步朝着法制化、职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发展。如今，2010年的世博会又一次将世界的眼光聚焦到了上海。这对于上海保安服务业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上海保安人正在用自己过硬的素质、熟练的技能及良好的形象向世界“亮剑”。

在上海保安服务业的历史进程中，成立于1985年的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上海保安服务业中的一艘巨轮，而如今这艘巨轮的掌舵人就是本期封面报道的主角——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韦忠义。

韦忠义，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中，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很早就开始学会了自立。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大背景下，刚初中毕业的他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种了3个月的地后，由于表现优异，被调到了工厂工作。1975年，他从安徽回到上海，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从小东门的户籍民警到文保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干就是30年。2005年，他又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变，就任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2009年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成立，他众望所归，当选第一届会长。

韦忠义并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为人谦逊，做事低调。在他的办公室中有这样一幅字，足以体现他一贯的作风与心态，那就是“心平气和”。“我一直都在尽力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是韦忠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上山下乡：

一次“锻造”之旅

1970年3月，17岁的韦忠义刚初中毕业便与其他同龄人一起从上海来到了安徽宿松的生产建设兵团，加入到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全国上下一片红。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无数“知识青年”听从毛主席的指示，热情高涨地投身到了农村的生产建设之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年轻而又单纯的韦忠义，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踏上了到安徽的“锻造”之旅。其时国家有规定，即如果是家里的独子可以不用上山下乡，韦忠义恰恰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上海那年的情况比较特殊，用韦忠义的话说是“我们那两届是一片红，所以一个都不能留”。

谈到那一段经历，韦忠义首先感受到的便是艰苦。的确，原本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了农村，而又是处在那样一个时代，整个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下，艰苦是避免不了的。

“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杂粮。”韦忠义回忆道。他与其他上海知青第一天来到食堂时，只见食堂里有一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盛满饭的大木盆，在看到了这么一大盆饭时，韦忠义心中暗自高兴了起来。“当时感觉是，这里的条件还不错嘛，有蛋炒饭吃。”因为他看到了木盆里的饭是“黄白”相间的，便误以为是蛋炒饭，后来才知道，他所认为的“蛋”原来是玉米。这一顿饭是大米多玉米少，是当地人对他们的优待，以后便反过来了，玉米占多半，甚至全是玉米。而且当时的玉米与现在的不同，吃起来很硬，所以很不是滋味。

在农村，每天要做的就是种地。但是，那时他所在的宿松地区总是发大水，所以一半时间用来种地，一半时间是用来防洪的。而且防洪这一项工作是最艰苦的。据韦忠义回忆，防洪的工作主要是到堤坝上打木桩与抬土等。当时是4月份，天气还比较冷，他上身穿着棉袄，下身穿着短裤，然后泡在水里，给人家扶木桩，这样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晚上收工后，人很疲惫，顾不上洗脚，倒头便睡，但是到了半夜便会感到脚以及小腿像针刺一样似的疼。到了第二天早上再洗脚的时候，发现脚上、小腿上的汗毛就都没了。这主要是由于白天在河里打桩，脚上、小腿上沾满了河里的泥，等到泥巴干了的时候便开始收缩，然后就把汗毛都给粘下来了。讲到此，韦忠义苦笑了起来。

由于韦忠义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都是工人，所以他很早就学会了自立，而且很能吃苦。“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吃苦精神的。”就是凭借着这股能吃苦的精神，韦忠义很快便以自己优秀的表现当选为标兵。当时的“兵团报”对他有过这样的报道，“如果这个人不开口讲话已经看不出他是上海知青了。”因为当时韦忠义已经完全和当地人融合到了一起，他当时总是在外边辛勤地工作，自己被晒得黝黑。而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产建设兵团的工厂到农村来招人，准确地说是上调。当时给了韦忠义所在的团四个名额，原本这四个名额都是为干部子女准备的，但幸运的是正好空缺了一个，这样作为标兵的他便被选上，上调到合肥的一家工厂工作。韦忠义告诉记者，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上调，还单纯地想自己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呢。三个月就被上调，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虽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优异表现。

到了工厂，韦忠义的表现依然突出，采购、供销、看管仓库，每一项工作他都能够得心应手，且出色完成。后来工厂为了培养年轻人，将一批包括韦忠义在内的年轻人送出去学习技术，主要是学习模具的制作，在这些年轻人当中，韦忠义仍然是技术最好的。就这样在工厂一直做到了1975年才离开。

这五年的经历，让年轻的韦忠义受益匪浅，虽然受过一些苦，但是这为他今后人生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回忆那段往事，韦忠义意味深长地说：“那五年是我一生中最苦的五年，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五年，它让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了很深刻的变化，使我得到了‘锻造’。”

从警30年：

无怨无悔的选择

1975年5月，韦忠义离开了安徽的工厂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上海。回到上海后他便先到一家里弄加工厂做儿童玩具，这只是一份临时性的过渡工作。那时候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结束知青生活后的韦忠义并不知道自己的将来究竟会做什么。当他与自己十分向往的工厂擦肩而过后，便“被”就业，成为了一名警察。

当时韦忠义所在地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来看他，与他闲谈，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次闲谈其实就是对他所做的一次面试。没过几天他收到了公安局的录取通知，怀着一种对公安工作的好奇便开始了自己的从警生涯。“当时觉得公安工作很神秘，而且很威风，便接受了这份工作。”韦忠义笑着对记者说。此后，韦忠义从最基层的户籍民警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做事，就这样，先后担任小南门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市局经济保卫处处长助理、副处长，经济保卫总队副总队长，文化保卫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

在从事公安工作期间，韦忠义没有放弃过学习的机会，利用业余时间先是拿到了高中文凭，接着又报考了公安专科学校，通过两年的学习顺利拿到了专科文凭。这两年在公安专科学校的脱产学习使韦忠义的知识面得到了扩展，自身的素质得到了提高。有了大量知识的储备，再加上一年年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积累，韦忠义开始在侦破一些大案中显示自己的才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珍珠骗税案，涉及款项达90多亿。这起案件惊动了有关中央领导并作出批示，由公安部牵头，开始在相关省市开展破案工作。当时在市公安局经济保卫总队工作的韦忠义任上海专案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一年多不懈努力，最终协助中央成功破获了这起重大案件。由于出色的表现，韦忠义和他的专案组分别荣立了个人二等功和集体一等功。

韦忠义在文化保卫分局工作期间，国内发生了一起重大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辞海》盗版案，这一案件同样得到了当时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被全国“扫黄打非”办列为“1号”案件。时任文化保卫分局副局长的韦忠义再一次成为了破获案件的负责人，同样是经过一年多的追查与侦办，最终漂亮地破获了这起涉及知识产权的大案。不仅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还将已经销售出去的大量盗版《辞海》全部追回，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韦忠义所在的文保分局刑侦队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这只是韦忠义办过的众多案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他告诉记者搞经济案件并不像搞刑事案件那样能够产生很大的轰动性，如果把刑事案件比作“武”，那么经济案件更多的是“文”，需要大量地查账与翻阅资料等。

回看这三十年的从警经历，太多的感情与感想交织在一起，有过荣誉也有过挫折，有过骄傲也有过愧疚。韦忠义告诉记者，三十年的难忘经历中他最为重要的感受有三点。首先就是挑战性。“警察毕竟是要办案破案的，必须要找到合理的方式方法去分析案件的各种线索，而且还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从分析案件到把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这一过程是有很大挑战性的。”其次是对自身的约束明显。“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搞经济案件，会有很多人向我求情或是送礼，如果我帮他了，我就会触犯到法律，这就需要自己有很好的约束性，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最后就是对家庭的歉疚。“由于平时的工作非常忙，很少能照顾到家里，像我女儿经常埋怨说在她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经常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对家庭有着太多的歉疚感。”

三十年的警务生涯给了韦忠义又一次“锻造”自己的机会。尽管当初警察并不是韦忠义最想选择的职业，而如今他对记者说：“如果下辈子还让我选择的话，我还会选择当警察。”

赴任保安老总：

在摸索中做强企业

2005年5月，市公安局的一纸调令让时任文保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的韦忠义成为了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的总经理。

谈起保安，韦忠义笑称自己与保安还是有一定缘分的。因为他在经保总队工作期间，通过调研后，曾向市局提出了要办押运公司的想法。虽然结缘已早，但毕竟没有管理过企业的韦忠义，在刚刚赴任时，还是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韦忠义说：“当时我对保安的了解和其他普通人一样，只是简单地认为保安就是看大门的，而对于企业管理更是一无所知。”接着他又笑了笑说道：“那时税是什么我都搞不清，连一份简单的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另外，当时上海保安服务总公司已经发展了20年，公司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摆在韦忠义面前的是如何使上海保安服务总公司实现“从有到优”的目标。这更让韦忠义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担子着实不轻。

面对压力与责任，韦忠义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不懂可以学，可以慢慢摸索”，怀揣着这样一种谦逊与勤学的精神，一方面，他自己买来大量有关企业管理的书籍，认真研读，增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他还经常到其它企业去考察，并与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进行交流与探讨，这些企业及企业家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保安服务行业内。另外，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韦忠义处处留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与机会，一点一滴地积累管理上的知识与经验。例如，当公司的财务部门送来财务报表时，一些东西他看不懂，或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便会主动地向管理财务的人员虚心求教。就这样，经过自己地不断努力与认真钻研，如今的韦忠义可以说已经是一位成功和称职的保安企业老总了。但是韦忠义告诉记者，他并不一味地迷信各种企业管理制度，而是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经常讲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究竟什么叫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呢？我看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主张不管是什么制度，要和你的公司契合。”韦忠义认为，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首先要了解公司的情况，只有这样你才能根据客观实际而制定相关的制度。

此外，韦忠义还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他分析称，现在上海保安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仅仅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是要想方设法提高保安服务的质量。他认为，保安服务分为两层含义，一层是保卫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人家花钱来请保安，目的就是要保卫其安全；另一层就是服务，服务就是享受，在保卫安全的同时，还应想人所想，让客户在享受的过程中获得安全。而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素质较高的团队，涉及到的是对人才的培养。

总之，在不断摸索与学习的过程中，韦忠义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一套管理企业的方法。他上任一开始便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与提拔，先后将一批到了退休年龄的管理者调整了下去，给一些年轻的管理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公司将来的进一步发展与后续人才的储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6年，他又决定将原有的人防一、二、三部合而为一，成立人防分公司，这大大提高了人防业务的勤务效率，减少了内部分歧的出现。2007年，他将原综合部撤销，筹备成立业务拓展部。同时，使人防分公司进行了大队整合，并在押运公司推行了条线兼顾的押运大队建制。除了这些，他还对车辆管理、绩效考核等制度做了符合实际且十分必要的改革。

在这位富有洞见的掌舵者的带领下，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从2005年开始，便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公司收购“宝航”；2006年押运公司下属保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2007年公司人防分公司成立机动护卫大队（2009年发展成为特卫部），同年公司成立上海市保安职业技能学校并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这些都是在韦忠义领导公司的过程中完成的。如今，他和他的保安队伍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世博会。

转眼间，韦忠义在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用他的话说“五年已经算是一届任期了”。他还依然记得在他刚刚赴任时有人说过他只能维持企业当时现有的规模而已，而现在他不必回答与解释什么，公司各个方面蒸蒸日上的发展以及利润的逐年递增，足可以说明一切。

履新保安服务行业协会会长：

助力上海保安服务业

2009年1月，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正式成立，韦忠义当选为第一届会长。行业协会会长的角色，对于已经在保安服务业摸爬滚打了几年的韦忠义来说，并不像他当初赴任保安老总时那样倍感生疏。

韦忠义深知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主要职责，他告诉记者，“作为会长，最重要的就是要协助政府管理好整个行业。”对于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的成立，韦忠义期待已久。早在2007年韦忠义便想由上海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牵头成立一个行业协会，但是由于一些条件还不成熟，便就此作罢了。如今，梦想成为现实，韦忠义可以领导上海保安服务行业协会，为上海保安服务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

韦忠义对记者讲，如今上海保安服务业的从业者有17万之多，而其中只有不到7万人是在由公安机关开办的保安公司中工作。这样使得上海市的保安服务业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用工上的不规范、工作内容及工作标准上的不规范和培训上的不规范。这些都需要一个行业自律组织来对其进行系统的规范与协调。韦忠义认为上海保安服务行业协会便是这样一个组织，它通过各会员单位一起制定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履行行业自律的职责，弥补一些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以达到对上海保安服务业进行规范的目的。

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是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上海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的要求而组建的，现有会员单位32家。它主要具有四大职能即：服务、代表、自律、协调。在韦忠义担任会长的一年时间里，协会开始逐步在这四项职能上大做文章。

在自律方面，协会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包括《财务制度》、《考勤、请休病假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等。2009年的4月和8月，协会又先后召开了一届二次和一届三次理事会，重点讨论了如何建立协会自律机制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并对《行规行约》（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在服务方面，由于在上海保安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价格上的恶意竞争问题。协会成立后，由协会组织人员对保安服务市场的价格进行调研，提出了保安服务市场的指导价格，为各会员单位制定价格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保安公司的日常运作中，各个会员单位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特别是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为此，协会用会费到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律师，作为各会员单位的法律顾问。律师每个星期都要来协会半天，与有问题的会员单位代表进行座谈。让韦忠义较为得意的是，这名法律顾问的聘请不仅为各会员单位提供服务，节约了成本，同时他也可以通过法律顾问及时掌握各会员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为协会的工作提供指导。

另外，协会还专门调研并着手代表各会员单位，统一与保险公司就保险业务进行沟通与谈判。由于以协会名义去购买保险，这样一方面使得各会员单位的险种能够得到统一，另一方面保险的费用也会相应下降，从而为各会员单位降低了成本。这既体现了协会的代表职能又体现了协会的服务职能。

最后在协调方面上，一些会员单位会因为相关业务的问题而出现矛盾，这在同行竞争中是难免的事情，尤其是在保安服务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中更是避免不了的。遇到这种情况，协会就会主动出面，对当事单位进行有效地调解，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除以上这些外，在韦忠义的带领下，上海保安服务行业协会还经常组织会员单位到其他先进的单位进行考察与学习以及积极配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宣贯工作等。

虽然韦忠义在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的位置上只干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是他的感慨颇多。在他眼中，协会还处在一种起步与建设的阶段，在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一些问题还亟待解决。他希望协会在新的一年中能够得到各会员单位及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使得协会能够确确实实地发挥出行业协会的作用，助力上海保安服务业的发展。

对话韦忠义

记　者：上海世博会举办在即，这对于上海的保安服务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机遇，请问您将如何带领公司利用好这次机遇？

韦忠义：这次世博会我们公司的目的很明确，主要就是塑造品牌，打造队伍。首先，上海保安服务总公司是世博会的指定供应商，这就是我们的品牌，以后在市场竞争中这就可以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其次，我们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团队。为世博会提供的安全保卫服务人员，是有着很高的要求与标准的。现在在那里服务的都是年纪轻学历高的人员，他们都是我公司以后的骨干。这次世博会，我主要是有这么两个想法。

记　者：您一直提倡在市场中竞争，如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后保安服务业的市场将放开，对于国有保安公司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在激烈的竞争中，您认为国有保安公司的优势何在？

韦忠义：《条例》出台后市场确实将被放开，以前国有保安公司可以说是一家独大，没有太大的压力，而如今其它所有制的公司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企业也将进入市场，这对于国有保安公司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挑战。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压力与挑战，才会使得我们现有的这些国有公司开始去思考如何应对挑战，怎样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这一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就是机遇。

我想国有保安公司主要有这么两点优势：

一是管理经验优势。我们的国有保安公司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已摸爬滚打了20几年，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揣摩和改进自身的保安管理工作，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管控体系，这是即将进入市场的从业者难以简单效仿的。

二是市场份额优势。国有保安公司在传统保安服务领域中拥有较大市场份额，客户层面多元化、服务领域多样化、地域涵盖广阔化等特点，使国有公司筑起了一道防范市场风险的有力屏障。

记　者：最近，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这与一些用工单位福利待遇差有很大关系，保安服务业中也一直存在着福利待遇不高的问题。如今，《条例》中对保安员的福利待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这样一来无形中会增加保安服务企业的成本，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成本的？

韦忠义：这些成本是应该要花的，是不能够省的。如果一味地追求高利润，而省去这部分成本，吃亏的不仅是保安员，更是我们的企业。首先，保安员的福利待遇上不去，会导致企业人员的流失率过高，这样就需要不停地招人，招人同样需要成本。其次，较低的福利待遇也导致了所招人员素质的低下，这样就会影响企业的服务质量。一个企业的利润增长不是靠降低这一部分的成本而得来的，而是通过好的待遇招收高素质的员工，从而提高自己企业的服务费来增加利润的。如果企业处于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中，困扰保安服务业中的高流失率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记　者：2009年11月，在“学习贯彻《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昆明座谈会”上，罗锋会长提出了“四个不能急”，其中第一点为公安机关管办分离不能急，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有关管办分离问题的？

韦忠义：管办分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按照市场规律来讲，确实应当做到管办分离。罗锋会长提到公安机关管办分离不能急是很有道理的，目前全国由公安机关开办的保安服务企业有近3000家，保安从业人员有350余万，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群体。简单的管办分离对于这支队伍的稳定来说是很不利的，很容易造成混乱。基于这样一种原因，管办分离不能太急，要逐步过渡，需要一个过程。保安服务市场是逐步培育的，保安服务业体制的转换也应当逐步完成。但是不能急并不等于不去想，不去做，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来实现管办分离，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到位。一步到位现在肯定是做不到的，我们现在由公安机关开办的保安公司应当注意吸纳与培养人才，要有步骤地开展工作，最终实现公安机关的管办分离。

总之，管办分离是一个大趋势，但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形式上可以，内容上或者说实际效果上是不可能的。

记　者：保安服务企业不是一般性质的企业，它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共安全和治安秩序的一支重要治安社会力量和辅助警察力量，不是专门为了盈利的，是要产生社会效益的。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保安服务企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间的关系的？

韦忠义：我认为作为企业，在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应当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企业生存的必需，发展的必需是社会效益。如果没有社会效益，企业的品牌是打不出去的，是不可能发展的，而且连生存都不可能了，到最后只能走向灭亡。所以说社会效益要放在第一位，但是我强调社会效益的重要性，并不是说不追求经济效益，我认为在不断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就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对于保安服务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保安服务企业提供的是一种公共安全服务，如果这样的企业不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无法很好地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就将无法生存。

记　者：如今，随着《条例》的出台与正式施行，可以说中国保安服务业中的立法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您认为中国保安服务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呢？

韦忠义：我认为今后整个中国保安服务业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就是应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经理人团队。纵观现在整个保安行业，我们的经理人是不太符合职业经理人标准的。对于职业经理人我们应当以市场的标准去考量他的优劣，而不是以行政领导的标准去考量。

第二，应该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既要有独立性，又要有辅助性，要切实发挥它作为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第三，总结勤务标准。在普通保安员的日常工作中，会出现许多表现优秀的人，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我们应当从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中，总结出好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汇总起来，作为整个行业勤务的一个标准。

采访结束后，记者望着韦忠义办公室里“心平气和”这四个字，联想到了另外一串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许这十四个字更能表现韦忠义的为人与心境。